鲁滨逊漂流记__30.回到英格兰__第一部分

30.回到英格兰

      到了英格兰，人人都把我当成一个外乡客，好像这里从来没人认识我似的。那位替我保管钱财的恩人和忠实的管家还活着。只是她非常不幸，再嫁后又守寡，生活十分窘迫。我让她不要把欠我钱的事放在心上，我绝不会为难她；相反，为了报答她以前对我的关心，我还尽自己微薄的财力给了她一点接济。当时我也囊中羞涩，实在帮不了她多少。不过，我告诉她，我永远不会忘记以前她对我的好，将来有能力一定帮助她。我后来确实也没有忘记她。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我去了我的家乡约克郡。我的父亲已过世，母亲和母亲那边的长辈都已作古，只剩下了我的两个妹妹，和我哥哥的两个孩子。因为大家都以为我早就死了，所以没有给我留一丁点财产。从家庭这方面，我完全找不到一点接济和资助。我身上那点钱，根本无法帮助我在世上立足。

      我确实遇到了一个对我感恩图报的人，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我说的是那位船长，我碰巧救了他，从而保全了他的船和货物。他把我救他及船上的人的经过，详细地讲给那些船主听，于是他们邀请我去和他们以及几位相关商人会面。他们对我的行为都大加赞赏，送了我二百英镑作为酬谢。

      我反复考虑自己当前的处境，感到这里实难安身立命，于是决定到里斯本走一趟，看看能不能打听到我在巴西的种植园的情况，以及我那位合伙人的境况。我相信他一定以为我已经死去多年了。

      怀着这样的打算，我搭上去里斯本的船，第二年四月，到达里斯本。在这样的奔波中，我的仆人星期五一直陪伴在我身边。他忠诚可靠，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我忠心耿耿的仆人。

      到了里斯本，我几经打听，找到了老朋友——当初把我从非洲附近的海面上救起的那位船长——这叫我万分高兴。船长年事已高，已不再航海。他让已近中年的儿子接替他做了船长，做的还是巴西的生意。他已经不认得我了，说真的，我也快认不出他了。但不久我就记起了他从前的样子。当我告诉他我是谁之后，他也认出了我。

      老友相逢，一番热烈的寒暄，我问起我的种植园和合伙人的情况。老人告诉我，他大概已有九年没去过巴西了。不过，他可以向我保证，他离开的时候，我的合伙人还健在。不过，另外两位受我委托与他一起照管我的产业的代理人已经去世。但他相信关于我种植园的收益情况，我还是能得到一份可靠的账目。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我已在海上遇难，我的几位产权代理人就把我在种植园的股份所应得的收入，报告了税务官。税务官怕我再也无法回来接收这笔财产，便做了如下安排：收入的三分之一上缴国库，三分之二划拨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用来救济灾民和在印第安人中传播天主教；但如果我回来了，或者有人代表我来到巴西，我的财产就应该归还于我，只是已经分配给慈善事业的那一部分收益是不能返还的。他向我保证，政府的土地税务官和修道院的司事，一直在监督我的合伙人，叫他每年交出一份可靠的账目，并将我应得的收入上缴。

      我问老船长，是否知道种植园近年来的发展情况，我是否值得再去照管这份产业，如果我去了巴西，想把我应得的收益收回来，是否会很难。

      他说，他不太清楚种植园发展的具体情况，不过，他知道我那个合伙人尽管只有种植园一半的收入，我已经成了当地的巨富。他又告诉我，他曾听说，国库每年收到种植园三分之一的收入，其数额已达二百莫艾多。这部分钱好像拨给另一个修道院或宗教机构了。要顺利收回这笔财产，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的合伙人还活着，可以证明我的股权，我的名字也在巴西登记在册。他还告诉我，我那两个代理人的继承人都非常公正、诚实、富有。他相信，我不仅可以凭借他们的帮助收回财产，而且我还可以从他们手中拿到一大笔属于我的钱。那是在他们的父亲保管我的财产期间我每年应得的收入。据他回忆，把我的收入交公是十二年前的事。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有些烦乱和不安。我问老船长，既然我立过遗嘱，指定他作为我财产的全权继承人，为什么我的代理人还要这么处置我的财产呢？

      他认为我说得没错。可是，一直没有我死亡的确切证明，而在没有我已死亡的确切消息之前，他就不能成为我的遗嘱执行人。另外，这远隔重洋的事他也不想干预。不过，他确实把我的遗嘱在有关部门注册登记过，而且提出过他的产权要求。如果他能提供我死亡的确切证明，那么他就会根据财产委托权法，接管我的制糖工场，并且派目前就在巴西的儿子去经营了。

      “可是，”老人说，“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也许你听了会不那么高兴。当时，我们都以为你已不在人世，你的合伙人和代理人就提出把你名下六七年的收入交给我，我收下了。可那段时间，种植园正在发展，需要添置设备，修建制糖工场，又要买奴隶，开销我很大，后来的收入却并不那么可观。不过，”老人说，“我会把我总共收到的钱数以及我是如何支配这笔钱的，给你列个详细的账单。”

      我和这位年事已高的朋友又长谈了几天。他把一份种植园头六年的细账交给我，上面有我的合伙人和两位代理人的签名。当时都是以实物记账，比如说多少捆烟叶，多少箱食糖，此外还有制糖工场的副产品，像朗姆酒、蜜糖等。从账目中，我可以看出，每年收入都有一定增长。不过，正如我前面已经提到的，由于头几年开支很大，所以最初几年的收益并不多。尽管如此，老人还是告诉我，他欠我四百七十莫艾多，另外还有六十箱糖、十五捆烟叶。这些货物在他的船上损失了——他的船在开往里斯本的航行中失事，那是在我离开巴西十一年以后发生的事。

      这位善良的老人开始跟我诉说他一连串的倒霉事，说他实在是万不得已才用我的钱去弥补损失，并在一艘新船上搭了一股。“不过，我的老朋友，”他说，“如果你要用钱的话，我不会让你缺钱花的。只要我儿子一回来，我就可以把钱如数还给你了。”

      说完，他拿出一个旧钱袋，从里面掏出一百六十个葡萄牙金币，又把他和他儿子在新船上各占四分之一股权的出让书拿出来。这条船现在由他儿子开往巴西去了。他把这两样东西都放在我手上，作为担保。

      这位可怜的老人如此善良正直，实在令我感动。我觉得有些不忍心听下去了。想起他以前对我种种的好，想起他在海上把我救起，对我一直那么慷慨，现在他又多么真诚地在帮助我，想到这些，我禁不住因他这些话流下泪来。于是我问他，以他现在的经济状况，能不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来，这会不会让他生活拮据。他对我说，当然会拮据一些。但这毕竟是我的钱，我也许比他更需要这笔钱。

      这位好心人说每一句话都充满真挚的情感，让我听来不住地掉眼泪。临了，我拿了一百个葡萄牙金币，并叫他取出笔和墨水，写了一张收据给他。我把剩余的金币还给他，并告诉他这一百个金币我也会还给他的，我后来确实也还了。至于他和他儿子对船的股权出让书，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收。我说，如果我需要钱，我相信他一定会给我；如果我不需要，我就不会跟他要一分钱，即使他认为我有理由要。

      这件事情办完后，老人问我，要不要他为我想办法把种植园收回来。我对他说，我想自己去一趟。他说如果我愿意自己去，那也好，但要是我不愿意去的话，也有很多办法收回我的权利，并且很快就能把我的收入拨给我使用。他说，目前在里斯本的河道里就有一批船要开往巴西。他让我到官方的登记处注册我的名字。他自己也写了一份书面证明，宣誓证明我还活着，且我与最初在巴西置地、建立种植园的业主，是同一个人。

      这份书面证明经过公证，又附上了一份委托书。临了，老人又为我写了一封亲笔信，让我连同上述两份文件，一起寄给一位他熟悉的巴西商人。然后，他建议我留在这里，等待回复。

      这次委托手续真是办得再公正不过了。不到七个月，我就收到了那两位代理人（当初我正是因为这两位代理人才出海的）的继承人寄给我的一批函件，主要包括以下信函和文件：

      第一，种植园收入的一本细账（流水账）。时间从他们的父亲跟葡萄牙船长结账那年算起，一共六年，结余后应该给我一千一百七十四莫艾多。

      第二，另外四年的一本账目。那时政府还没有接管我的财产，我的代理人将我作为失踪者（他们称为“法律上的死亡”）来替我经营产业。由于种植园的收入逐年增加，这四年共结存的金额是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二克鲁扎多，合计三千二百四十一莫艾多。

      第三，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提供的一份账目。他已经获得十四年以上的收益。除了医院用去的钱以外，他非常诚实地告知我，还有八百七十二莫艾多没有分拨出去。他现在将这笔钱记在我的账上。至于上缴国库的那一部分，则不能返还了。

      另外，还有一封来自我的合伙人的信。信中诚挚地祝贺我仍然活在人世，并向我报告了产业的发展，以及每年的生产情况，还详细谈到了种植园的规模，一共有多少亩土地，如何垦种，拥有多少奴隶。他还在信中画了二十二个十字架，祝福我，告诉我他已咏诵了无数遍“万福玛利亚”的祷词，为我还活在人间而感谢圣母玛利亚；他非常热诚地邀请我去巴西收回产业，同时他还要我给予指示，如果我不去巴西，他应该把我的财产交给谁。信的结尾他代表他本人和他的家人向我表达他们对我的深厚情谊，又送给我七张精美的豹子皮作为礼物。这些豹子皮是他派往非洲的另一艘船给他带回去的，看来他们的非洲之行比我幸运得多。此外，他还送给我五箱上好的蜜饯，一百枚没有铸过的金元，体积比莫艾多略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