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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用砖窑救灾
一场罕见的大风沙再次降临了兰考大地，这场大风沙摧毁了刚刚整修好的农田，把种下去还来不及生根的泡桐树苗连根拔起，已经成年的大树也难以幸免，地里的庄稼一片狼藉。这场风沙持续了十多天，每天都在九级以上，大风发出刺耳的啸叫，如同一条黄龙在空中翻滚，遮天蔽日，了无生气，似乎想将这片土地上的生灵赶尽杀绝。之前的大种泡桐还未来得及发挥成效，胶泥封闭的沙丘还来不及巩固，大自然以它强大的破坏力根本不给人们丝毫的喘息之机。 焦书记之前领导群众与天斗、与地斗、与兰考的风沙和盐碱斗，受灾了，群众绝望了，我们这么努力有啥用呢？还不如躺在家里睡大觉。不光群众心灰意懒，连县委班子也是长吁短叹，这样干下去有啥希望呢？不如尽快调走算了，兰考县委组织部天天都会接到要求工作调动的申请，难怪兰考群众会说“宁愿提着包袱要饭，给个县长也不干”。在兰考当干部，吃不饱穿不暖，还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子女跟着受累。甚至有的干部建议向国务院申请，撤销兰考县的建制，一部分给开封，一部分给曹县，这兰考的工作没法干了。 一位兰考干部写了一首打油诗，在县委大院广为流传，名叫《十二愁》：“吃也愁，穿也愁，住也愁，烧也愁，前也愁，后也愁，黑也愁，白也愁，进门愁，出门愁，愁来愁去没有头。”这就是当时困难形势下，兰考干部的思想状态。焦书记看到这首诗，首先想到的不是批评教育，而是稳定干部队伍的情绪。焦书记常说的话是：“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连干部都没有奋斗的信息，群众就真的没有指望了，干部是群众的主心骨。 焦书记在县委干部会议上讲了一个故事：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历史学家，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写成了一本巨作，当他写完时，已经须发皆白，就靠这本书，大概也能流芳千古了。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写完书稿的第二天，家里失窃，那本饱含终身心血的鸿篇巨作不见了。人们都猜测，这下老人肯定挺不住了，因为年纪都已经那么大了，书是老人的命根子，在整整几十年里，写书是老人唯一的寄托，现在书没了，老人连活下去的意义都没有了。但让大家吃惊的是，第二天早上，又看到老人在家挥毫泼墨，原来老人在伤心之后并没有绝望，而是下定决心要重新再来。又是十多个春秋的寒灯苦冷，老人终于完成了重写的任务，这时，他的眼睛也瞎了，耳朵也聋了，手脚也不利索了，但他和他的书却得以名垂青史。这位老人就是写出《春秋左氏传》的鲁国史官左丘明。 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为什么不能不屈不挠地搞建设？一点困难和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千秋之下，自有公论，在灾难面前，干部挺身而出，人民群众不会忘记我们，历史也不会忘记我们。 在焦书记的动员下，兰考的干部放下了思想包袱，冲到了救灾的第一线。但光是解决了干部的情绪，群众的情绪也不能不管。焦书记带着整个县委班子下乡了，在受灾最严重的汤坟大队和寨子大队，看到的是成群结队准备逃荒的社员。干部苦苦劝说根本不起作用，孩子的哭声和大人激动的吵闹声连成一片，在风沙中几乎听不清楚大家在说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群众逃荒的决心是强烈的。 这两个大队民房损毁了一大半，地里干干净净，几乎是颗粒无收，根本没有救灾返种的条件，不逃荒，难道喝西北风？在损失面前，干部们的劝解显得苍白无力。在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利益面前，干部们一时束手无策。 在人群中，焦书记突然看到烧砖窑的老把手满常，计上心来。这一片自古就以烧砖窑闻名，烧砖窑是副业，在合作化时代是被限制的，这就导致了很多手艺人变成了地道的农民。但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手艺恢复起来呢？正处于国家大建设时期，城市里的工程需要大量用砖，而且兰考背靠铁路，公路也比较发达，联系好销路，应该是条挣钱的路子，挣到钱拿出来买粮，也解决了生活困难，比逃荒要好，因为这是自救的路子。多修几座砖窑，手艺人可以解决，没有手艺的社员也能做小工，一样算工分。 焦书记把逃荒的群众召集起来，对大家讲述了他的设想，话还没说完，就有社员提出，我们连买煤的钱也没有，拿什么烧窑啊？我们也出不起运费，砖怎么卖得出去呢？焦书记立即表态，煤可以马上去协调，至于运费，也可以由县委出面赊账，社员只管把砖烧出来，剩余的事情交给县委，务必请大家相信组织，工分不少挣，口粮不少拿，如果明年我来这里，乡亲们还拿红薯叶当干粮，县委第一书记引咎辞职。 群众激动了，为了修砖窑，很多社员把用于逃荒救济的鸡蛋都捐了出来。社员群众不分男女老少都参加了打砖坯的劳动。砖窑修好了，砖坯也打好了，可是该运来的煤却左等右等不见来。兰考不是工业县，国家分给兰考的煤炭指标本来就少，现在要大量用煤，就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协调，一来二去需要时间，可是砖窑不能等，否则砖坯就全裂了。 一声呼喊，群众社员集体上山挖树根，1959年那会儿，大树砍完了，不是还有烂树桩子在嘛，大家就把树根挖出来，做烧窑的硬柴，多少也能顶几天。几天后，运煤的车子终于开进了村，砖窑的火越烧越旺。大家都知道，这是焦书记点燃的，没有焦书记，大家都不知道在哪里逃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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