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逊漂流记__30.回到英格兰__第二部分

      同一支船队还给我运来了我的代理人的继承人给我的一千二百箱食糖、八百箱烟叶。我账目上结存的全部资产也被折合成了金币运过来。

      现在，我有充分的理由说，我像约伯一样，晚景胜于开初。在我看着这些信件和堆在身边的财富时，我内心的激奋真是难以表达。因为从巴西来的船大多组成舰队航行，所以，捎来信件的船和运送货物的船是一起到达的。信件还没有到我手上，我的财产就已经安全抵达里斯本的河道了。总之，我激动得脸色煞白，感到很难受。要不是老船长急忙给我拿来了提神酒，我相信这突如其来的惊喜一定会让我的身体受不了，会让我当场死去的。

      在这之后，我的身体还是感到非常不适，不得已，几个小时后请来了医生。医生问明病因后，给我做放血治疗。放过血，我觉得轻松了，身体也好起来。我深信，如果我当时不用这种方法释放一下的话，也许我早就死了。

      突然之间，我成了一位拥有五千英镑现款的财主。在巴西我还拥有一份可观的产业，每年至少有一千英镑以上的收入。这份收益的可靠程度就像在英格兰拥有地产一样。总之，对我目前的状况，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理解，或者说我不知道如何安心享受这笔财富。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答我的恩人，那位好心肠的老船长。当初我遇险时他救了我，待我非常宽厚；在我开始创业时，他支持我；在最后收回我自己的产业这件事情上，他真诚地帮助了我。我把送来的东西都拿给他看，告诉他说，除了主宰一切的上帝之外，我最应该感谢的人是他，现在轮到我回报他了，我要百倍地回报他。我先把他给我的一百莫艾多还给他，然后找了一位公证人，起草了一份字据，把老船长认为欠我的四百七十莫艾多，以最彻底、最可靠的方式全部免除；之后我又请公证人起草了一份委托书，授权老船长做我的种植园每年收益的管理人，并叮嘱我的合伙人向他报账，把我应得的收入通过那些常年来往于巴西和里斯本之间的舰队运送给他；在委托书的最后，又附了一个条款：在老船长有生之年，从我每年的收入中拨出一百莫艾多给他，在他过世后，每年给他儿子五十莫艾多，一直支付到他去世为止。这样，我总算报答了这位老人。

      现在，我该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了，该如何处置上帝交到我手中的这份产业。的确，与岛上与世无争的生活相比，我现在有更多事情要操心了。在岛上，我除了自己已有的，就再无他求，而且，我所有的，都是我所需要的。现在我有了一副担子在身上，我要如何保管好自己的财产。我再也没有山洞可以藏起钱币，可以不上锁地放我的钱财，再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钱币生锈发霉而无人理会。我现在不知道该把钱放到哪里，不知道该托付给谁。我的救命恩人老船长确实是个诚实可靠的人，也是我唯一可以信赖、托付的人。

      另一方面，我在巴西的产业也似乎需要我去一趟，可是，如果我不把这边的事情料理好，把财产托付给一个可靠的人，我也不能放心地去巴西。我想到了我已认识多年的老朋友、那位寡妇，知道她诚实可靠，一定不会出问题。但是，她年事已高，生活艰难，说不定还欠着债呢。所以，我只好带着我的财产回英格兰了。

      然而，过了好几个月，我才真正下定决心。现在，我已丰厚地报答了我的恩人老船长，他也对我很满意。此时我开始想到那位可怜的寡妇，她的丈夫是我的第一位恩人，而她本人在有能力时，也一直是我忠实的管家，并常常给予我指导。所以，我找了一位里斯本的商人，请他写信给他在伦敦的联系人，帮我把汇票兑换成现金，并亲自找到她，替我把一百英镑现款交到她手上。我希望他当面跟她谈一谈，安慰安慰困境中的她，并且告诉她，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接济她。另外，我又给我那两个住在乡下的妹妹各汇了一百英镑。她们的生活虽算不上贫困，可也不太好：一个妹妹嫁了人又守了寡；另一个妹妹，她的丈夫对她不好。

      可是，在我所有的亲友中，我找不到一个可以替我保管财产的人。只有我财产安全了，我才可以放心地去巴西。这件事一直让我苦恼。

      我一度也曾想干脆就去巴西定居算了，因为我已加入过巴西籍，也习惯了那里的生活。可一想到有关宗教的事情，我还是有点顾虑，不由得退缩了。这一点我一会儿还要谈到。不过，眼下阻碍我去巴西的倒不是宗教问题。我从前在巴西的时候，已经毫不犹豫地皈依了当地的宗教。只是最近我比以前更频繁地想到这个问题，想到我要在他们之中生活并且死去，我开始后悔当初改信旧教天主教，有点不太情愿以旧教徒的身份死去了。

      不过这不是妨碍我重返巴西的主要原因，让我放心不下走不开的，是我不知道该把财产托付给谁保管，所以我决定带着财产回英格兰去。到那里后，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结交一些朋友，或找到一些能托付的亲戚。于是，我准备带着我所有的财产回英格兰。

      回国之前，我当然得把一些事情处理一下。回巴西的船队马上就要起航，我得先写几封回信，答复巴西方面寄给我的那些公正而又忠实的报告。

      首先，我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写了一封回信，感谢他公正无私的办事态度，决定把他还没有使用的八百七十二莫艾多全部捐献出去，其中五百莫艾多给修道院，剩下的三百七十二莫艾多则由院长救济贫民，并请这位好心的神父为我祈祷，等等。

      我的第二封信写给两个代理人。在信中，我高度赞扬了他们公正、诚实的商人风范。我本想送他们一些礼物，可一想到他们条件优越，不会缺少什么，也就作罢了。

      最后一封信写给我的合伙人，感谢他在种植园的发展上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他在扩大经营时表现出的廉洁，为他今后对我那部分资产的管理做了一些指示。请他根据我赋予老船长的权利，把我应得的那份收益寄给老船长，以后如有变动我会及时通知他。我还相当肯定地告诉他，我不仅打算去看看他，而且计划后半生就在巴西定居了。除了这封信之外，我又送了一份丰厚的礼物给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船长的儿子跟我讲了他家人的情况），包括一些意大利丝绸和两匹英格兰细呢（这是我在里斯本市场上能够买到的最好的料子），还有五匹黑色粗呢和一些昂贵的质地很好的弗兰德斯花边。

      办完这些事情，把货物都卖了出去，将我的财物都兑换成了可靠的汇票，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回英格兰。对航海，我现在已经再熟悉不过，然而这一次我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愿意走海路。尽管我也说不上是什么原因，可是这种想法却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有两三次我都把行李搬到船上了，到头来还是改变了主意，把行李又搬了下来。

      我的航海经历一向非常不幸，这固然也是我不愿走海路的一个原因。在这种时候，任何人都不应该忽视内心强烈的冲动。我曾经要搭乘的那两艘船，也就是说，我从许多船中特意选出的两艘船，一艘我已经把行李搬了上去，另一艘我已经跟船长讲定了。结果，这两艘船都出了事，一艘船被阿尔及利亚人掠走，另一艘船在托贝湾的斯塔特岬角沉没，除三人获救外，其他人全部溺亡。反正，不管我乘上其中哪一艘，都会倒霉。至于在哪艘船上更倒霉，我也说不好。

      我一向把心事都说给老船长听，当然，我也把这件折磨着自己的烦恼事告诉他了。他听后恳切地敦促我不要走海路，最好走陆路到拉科鲁尼亚，渡过比斯开湾到罗谢尔，再从罗谢尔走陆路到巴黎，这样既安全又舒适，然后再从巴黎到加来和多弗尔；或者先到马德里，然后走陆路穿过法国。

      总之，我这一次铁了心不想走海路，我打定主意，除了从加来到多弗尔这段海路，其余的旅程都走陆路。一则我不赶时间，二则我不在乎多花钱，所以这条路线走起来更惬意。为使旅途更加愉快，老船长给我介绍了一位英国绅士，是里斯本一个商人的儿子，与我结伴同行。之后，又有两位英国商人、两位年轻的葡萄牙绅士与我们搭伴，不过，后者的目的地是巴黎。这样一来，我们六个成了旅伴，并共有五个仆人。那两位英国商人和两位葡萄牙绅士为了节省开支，都是两人共用一个听差。而我除了星期五，又雇了一个英格兰水手供我使唤。星期五在做听差这方面完全没有经验，难以担当此任。

      我们就这样从里斯本出发了。我们这一行人都骑马，又全佩带武器，倒像是一支小小的部队。大家都尊敬地称我为“队长”，一来我年纪大，二来我带着两个仆人，再则，也许因为我是这趟旅行的发起人吧。